不可抗力條款的約定方式通常有兩種：一種是抽象的概括式，僅對不可抗力情形下定義，一種是在抽象概括式的基礎上，再列舉具體情形。例如在某些協議中，僅將不可抗力事件形容為“超出控制范圍的障礙，且無法在訂立合同時考慮到或避免或克服它及其帶來的后果”，并未對具體的事件類型進行說明，這便是抽象的概括式。而在某項目的購電協議中，不可抗力事件被分為了三大類：政治事件（Political Event）、法律變更事件（Change in Law）與其他不可抗力事件，且詳細地列舉了所涵蓋的各類情況，如政治事件包括戰爭、武裝沖突、革命，也包括政治事件為誘因的工人運動等；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包括自然災害、化學事件、傳染病以及非政治事件為誘因的工人運動等?？梢钥闯?，概括式定義相較于列舉具體方式在可預測性方面存在明顯不足，一旦出現界限模糊的情形，便可能發生爭議。

國際商事活動在討論某情形是否構成不可抗力時，往往要求該情形不能被合理克服（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avoided or overcome）。有文章曾討論過一個案例：某大豆經銷商與某農場簽訂了若干噸大豆的銷售合同, 卻在大豆生長期內遭遇了歷史罕見的干旱,盡管農場采取了各種措施,但仍收效甚微,結果造成農場不能履行合同, 雙方因此發生糾紛。農場以合同履行期內發生不可抗力為由,要求免除不能履行合同的責任,而經銷商則認為,干旱所造成的損失并非不能克服,因為大豆是種類物,農場完全可以從市場上購買替代物來交付買方以履行合同, 這是由契約必須嚴守所決定的[1]。旱災發生對于經銷商而言，當然是無法克服的。但是，由于大豆是種類物，則經銷商從市場購買替代物完全可能。要求經銷商購買替代物的行為，是履行合同所要求的合理（reasonable）方式。

在另一宗仲裁案件[2]中，原告基于歐盟一項禁令，拒絕向被告供貨。仲裁庭認為盡管該項決議屬于不可抗力，但原告可以將生產基地從西班牙搬至巴西，進而從巴西向被告發貨，該項歐盟決議不意味著絕對的履行障礙，由此駁回了原告拒絕供貨的訴求。因此，對不可抗力情形能否被合理克服的理解方式上的區別，將對申訴方的利益產生極大的影響。

[1] 劉凱湘、劉海峽：《論不可抗力》，《法學研究》2000年第6期，第112頁

[2]  Granuco S.A.L. v The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,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, Award of 2009

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通常會約定，受不可抗力影響的一方應當及時向相對方發出通知，包括口頭或者書面的形式。有的合同會具體約定需在一定時間內出具相關報告，以評估不可抗力可能造成的影響。受影響的一方按約定履行通知義務，是合同的誠實信用原則所要求的。但是，如何通知才符合合同的要求呢？履行通知義務，是否是主張不可抗力免責的前提條件？

通知義務如何履行呢？在某案件中，受影響的一方通過如下方式，獲得了仲裁庭的認可：通過郵件書面告知了另一方當前出現的旱災、該災害將導致項目中止，并且詳細描述了對項目造成的影響，因此其屬于實質的通知（good notice）。

未履行通知義務，是否不得主張不可抗力條款中的相關權利呢？關于通知義務的履行，需注意以下兩點：（1）主張未履行通知義務因此不得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，對于有關情形構成不可抗力是否實際知曉；（2）若合同未約定通知義務為主張不可抗力的前提條件，即使未在合同約定的時間內履行通知義務，也不得剝奪其援引不可抗力的權利。